蘋果、三星們為何不再追求“零庫存”模式？
在2018年之前，全球電子供應鏈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“蜜月期”。當時地緣政治風險較低，運輸成本可控，信息流與物流高度協同，企業間信任度高。在這種環境下，企業普遍推崇準時制生產(Just-In-Time，JIT)模式，以降低庫存、提高效率。
在經歷新冠疫情爆發、中美貿易摩擦升級，以及國際地緣政治局勢持續緊張等多重沖擊后，JIT模式的脆弱性逐漸顯現。疫情期間，工廠停工頻發，晶圓產能不足，全球物流受阻，同時消費電子需求激增，企業囤貨行為進一步加劇供需失衡，導致汽車、智能手機、筆記本電腦、家用電器等產品出現缺貨。疊加地緣政治風險，電子企業開始重新評估“零庫存”策略的可行性，并尋求更具韌性的供應鏈模式，JIC(Just-In-Case)又開始受到重視。
全球電子供應鏈由JIT轉向JIC
JIT是一種精益生產管理方式，其核心理念是“按需生產，避免庫存積壓”。它最早由豐田汽車公司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，作為“豐田生產方式”(Toyota Production System，TPS)的一部分。其核心理念是“消除浪費”，通過精確控制生產節奏，實現零庫存或最低庫存。
由于JIT在提升效率、降低成本方面的顯著優勢，歐美制造業自1980年代開始廣泛采納該模式。尤其在電子制造業和汽車工業中，JIT成為主流的生產管理方式。比如，豐田、福特、通用、特斯拉等整車廠都采用JIT進行裝配線管理；蘋果、戴爾、三星等消費電子巨頭都通過JIT優化供應鏈，實現快速交付與庫存控制。
在電子行業，蘋果公司無疑是把JIT運用得最爐火純青的一家。該公司通過與富士康、和碩、立訊精密等代工廠建立長期合作關系，推動其在制造環節實施準時制生產。其數字化采購、自動化倉儲、實時物流追蹤等技術，成為業內企業競先效仿的標桿。
然而，伴隨新冠疫情、地緣政治等不確定因素，近年來JIT模式暴露出了供應鏈的脆弱性。為解決這一問題，蘋果也在積極調整供應鏈策略。比如，增加關鍵零部件的安全庫存，多元化供應商布局，包括在印度、越南設廠，加強供應鏈彈性與風險預警系統等。
表1：JIT和JIC模式對比
現如今，全球電子供應鏈遠比7年前更復雜，這也要求鏈條內的從業者具備更強的協同能力、風險應對機制與數字化管理水平，以實現更高效、更彈性的供應鏈運作。也是在這種情況下，JIC(Just-In-Case)這種曾一度被視為“低效”的舊模式，又開始受到全球電子企業的重視。
JIC生產模式強調防患未然，通過在生產或銷售前提前儲備原材料或產品，以應對供應中斷或需求激增。其核心原則是犧牲部分效率和增加庫存成本，換取供應鏈的穩定與韌性。該模式通常具備以下特征：維持較高庫存水平、采用多供應商策略、在多個地區布局冗余產能，并重視風險管理，以應對地緣政治、自然災害、疫情等不確定因素。
在此背景下，我們看到，從半導體設備，半導體原材料，以及半導體前/后道工序，一整條供應鏈都在趨向多元化。目前，全球各地均在加強本土供應能力，大力對半導體工廠的投資建設力度，業內跨國企業也強調自己的多線供應能力，大家一致認為，這是應對供應鏈風險的重要策略。
從集中到分散：半導體供應鏈的戰略重構
在經歷新冠疫情、地緣政治緊張和貿易摩擦后，早些年那種集中在某個地區投資產能的舉措不再是主流。近年來，許多半導體原廠加強了在全球各地區的產能布局，這種舉措使其更貼近不同地區的客戶。甚至我們還可以看到，一些早些年曾暫緩或取消海外建廠項目的企業，這幾年又開始加速推動海外建廠或海外合作。
表2：近年來，臺積電、英特爾、格羅方德新建/擴建晶圓廠的信息（不完全統計）
表2以三家具備半導體代工業務的企業為例。最近幾年，臺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州、日本熊本市新建數座先進晶圓廠，也在德國薩克森州德累斯頓與博世、英飛凌、恩智浦合資成立歐洲半導體制造公司(ESMC)；英特爾在美國亞利桑那州、德國馬格德堡、愛爾蘭萊克斯利普投資新晶圓廠；格羅方德在美國紐約州、佛蒙特州和新加坡投資擴建晶圓廠。這些跨國企業通過新建/擴建晶圓廠強化了供應鏈的區域分散布局和風險抵御能力。
最近幾個月，格羅方德宣布了“China for China（在中國，為中國）”計劃，此外還與中國廣州的增芯科技共同開發40nm車用CMOS產品，其生產技術來自格羅方德。格羅方德表示，這主要是為了實現在中國生產、面向中國市場的產品需求并實現在中國交付。
針對上述兩家企業的合作，也有讀者在《國際電子商情》公眾號留言問：“格羅方德為何曾取消成都建廠計劃，現在又與增芯科技合作？”實際上，此前格羅方德在四川成都規劃的是全球首條22nm FD-SOI工藝12英寸晶圓代工廠（設計月產能6.5萬片），但最終因FD-SOI市場生態有限、公司全球產能布局調整而取消該項目，22FDX平臺的生產重心轉向德國德累斯頓和美國紐約馬耳他工廠。目前，該公司已推進至下一代12nm FDX工藝，預計于2026年前后推出，主要面向汽車電子與AIoT等新興應用領域。
半導體IDM也在踐行多區域布局，以增加自身供應鏈的靈活性。例如，意法半導體(ST)、恩智浦(NXP)、英飛凌(Infineon)等IDM，在近年來都公布了“在中國，為中國”策略。
其中，意法半導體與三安光電在中國重慶合資設立安意法半導體，生產用于車規級電控芯片的8英寸碳化硅晶圓（2025年Q4量產），并委托華虹在中國代工40nm節點的STM32 MCU等產品；恩智浦計劃在中國建設一條新的供應鏈，將前端制造放到中國本土，還與世界先進在靠近中國的新加坡合資建立VSMC（2027年量產）；英飛凌計劃于2027年覆蓋主要汽車產品的本土化，涵蓋微控制器、高低壓功率器件、模擬混合信號、傳感器及存儲器件等產品，同時下一代28nm TC4x產品將在中國本土實現前/后道生產。
這些半導體供應鏈策略的調整，正好體現出企業在應對全球不確定性中，正逐步轉向更具韌性與自主可控的供應鏈布局。在這種背景之下，對于供應鏈內的企業而言，既衍生出新的機遇又存在諸多挑戰。
供應鏈重塑：數字化與國產替代雙驅動
在全球不確定性加劇的背景下，半導體制造商紛紛調整供應鏈策略，正好體現出企業在應對復雜環境中，逐步轉向更具韌性與自主可控的供應鏈布局。這一趨勢不僅是對地緣政治風險的主動應對，也反映出企業對供應鏈效率與穩定性的更高要求。
如今，電子元器件供應鏈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。一方面，企業可借助數字化采購平臺實現快速詢價與合同簽訂，采購周期平均縮短至5天，顯著提升了響應速度與運營效率。根據未來智庫與行業實踐案例，數字化平臺可以幫助部分企業將采購周期從4周縮短至2周甚至更短。另一方面，預測性分析與供應商管理庫存（VMI）等智能化工具的廣泛應用，使企業能夠更精準地掌握庫存動態與需求變化，提升庫存周轉率，降低缺貨風險，從而增強供應鏈的彈性與抗風險能力。以核心器件為例，通過供應商協同與智能預測，整體交期有望縮短20%至30%。
與此同時，“本土替代進口”成為電子元器件行業的重要戰略方向，且這一趨勢在中國、美國、歐洲國家都成為了主流。在中國電子元器件市場，由于MLCC、SiC、GaN等關鍵器件領域的技術持續突破，其國產化率得到逐步提升。如今，新能源汽車、工業控制、AI服務器等關鍵行業，國產電子元器件在部分核心器件領域已具備替代進口產品的能力，特別是在功率器件、傳感器、PCB和中低端芯片方面表現突出，顯著提升了供應鏈的自主可控性。
具體來看，國產功率器件在新能源汽車和工業控制中應用廣泛，代表性企業包括斯達半導、華潤微電子、時代電氣等；國產傳感器在工業自動化和汽車電子中也逐漸替代進口產品，代表廠商包括漢威科技、森霸傳感、敏芯微電子等；國產PCB企業在中高端領域也正崛起，代表企業包括深南電路、景旺電子、滬電股份等；在MCU、模擬芯片、功率管理芯片等方面，包括兆易創新、中穎電子、北京君正在內的國產企業，已經具備較強替代能力。
不過，在高端芯片和特種器件領域，國產化仍在加速推進中。目前，GPU、FPGA、車規級MCU、模擬芯片、AI加速器等關鍵領域，海外廠商仍占據很大比例的市場份額，如英偉達、英特爾、AMD、ST、德州儀器、英飛凌等，其產品在性能、生態系統和可靠性方面具有顯著優勢。
國產企業正在逐步突破技術瓶頸，力求實現自主可控。比亞迪半導體、兆易創新、國芯科技、杰發科技、芯旺微等，已在車身控制、電機驅動等中低端應用中實現量產，但在動力系統、底盤控制、智能駕駛等高端領域仍處于技術積累和驗證階段。
此外，中國電子元器件產業在長三角、珠三角、環渤海等區域形成了高效協同的產業集群，覆蓋從原材料、零部件到整機制造的完整鏈條。實現高度本地化生產，不僅顯著縮短了物流周期與交付時間，也提升了資源配置效率和供應鏈的抗干擾能力，為企業提供了更穩固的生產保障。
同時，新興技術的快速發展也為電子元器件行業帶來了廣闊市場空間。AI服務器、5G基站、新能源汽車、工業自動化等領域的爆發式增長，推動了對高性能芯片、射頻器件、傳感器等關鍵元器件的強勁需求。這些應用場景對元器件的性能、可靠性和交付速度提出更高要求，促使供應鏈體系向更高效、更智能、更柔性的方向加速演進。
小結：
從JIT到JIC的轉變，標志著電子供應鏈正經歷一場深刻的韌性革命。過去依賴零庫存和高效率的模式，在全球不確定性加劇的背景下暴露出脆弱性，企業不得不重新審視供應鏈策略。如今，面對地緣政治、出口管制、認證周期差異和產能波動等多重挑戰，數字化轉型與本地化布局成為核心應對路徑。數字化不僅縮短采購周期、提升協同效率，還通過預測性分析和智能庫存管理增強風險預警能力；本地化則通過產業集群和冗余產能，降低物流風險，提升供應鏈穩定性。唯有主動擁抱這場變革，企業才能在全球產業鏈重塑中占據先機，實現從脆弱到韌性的戰略躍遷。
